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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语》多为之故以变其志。
班固：《汉书》卷36，第1957页。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包括《周官》《毛诗》。何谓引譬连类【64】？皇侃《论语义疏》云：兴谓譬喻也。44 班固：《汉书》卷30，第1708页。【147】此说非别有卷篇也云云，可见孔氏的新解正是针对郑玄师徒的问题。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毛诗·国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又按献王于武帝元光五年十月（前130）朝见武帝，献雅乐，归国薨，献书事或在朝见时。故以文发其蒙，行以积其德，忠以立其节，信以全其终也（《论语义疏》卷四）。
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余英时，2011年：《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进一步思考，以上两种不同含义、不同层次的文是否不相干?其实，符号性的文既可以呈现为语言文字和文本经典，又能建构起社会政治制度乃是风俗习惯。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圣，故不居。
在孔子看来，先王（圣人）之道寓于经典之文，礼乐之文则贯彻着仁的精神价值。孔子思想的创造性在于用仁代替德，通过对仁的点化，赋予了礼以更深刻、更明确的意义。
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论语·公冶长》）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然而《论语》中的仁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德目，且统摄、支配了其他德目，几乎取代之前的德。（《左传·僖公七年》）郄缺语：义而行之，谓之德、礼。
（《周易·系辞下》）道有变动，故曰爻。如果说《易传》是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思想遗产，其内容正是推拓、深化了儒家哲学天人之际的视野和理论。韦昭注曰：文者，德之总名也。值得注意的是，此关乎孔子阐释《诗经》的方式，即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谓由色喻于礼（马承源，第139页），亦即通过解释，把原本描述‘色的文字转换为讨论‘礼的文字。
《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绘事后素段涉及孔子对《诗经·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阐释。
（《论语·雍也》）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转引自杨树达，第300页）5如陈来所说: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以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孔子以后的儒家更明确地意识到，人终究是文化人，就是说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于文化，而文化与文明则诉诸社会政治象征以及符号性实践，就是说文就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固有的本质属性。而朱熹将焕乎其有文章的文解释为礼乐法度（参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泰伯》），则较为确切。王博，2009年：《奠基与经典：先秦的精神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论语旁证》卷九）孔子发出文不在兹乎这样富有使命感的反问，继而拈出天与斯文的关系来表达儒家的人文精神。 古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含义丰富而且深刻，同时又具有语义含混、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的特点。日本江户儒者林罗山释此为言语之成文亦然，故浑然之中，自有文章唤（焕）乎!（《林罗山文集》卷六十四，第769页）显然他把文章误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文章（paper）了。
所谓郁郁乎文哉的文就是以西周以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在孔子看来，仁即最重要的德目，一切德目皆是仁在具体伦理语境中的呈现而已。
质者，本也（《论语正义·雍也》），而礼是文，野人有质无文（同上），有质而文过了，则有孔子说的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实际上，从礼乐文明角度理解和把握孔子所说的文，既重要又合理，因为孔子时代前后的文需要进一步追溯到西周初年以来的制礼作乐，长达数百年礼乐文明才是理解文的深刻历史背景。
（同上）《周易》象爻卦辞等概念都是文的具体表象或呈现形式。3《论语集注》引谢上蔡语曰:文虽圣人无不与人同，固不逊。
对于古人言周制尚文者，王国维认为乃盖兼综数义而不专主一义之谓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后句所说的文应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尤其是经典。孔子重视文，因人的文化特性，乃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之类，是也。
摘要：《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说，只有诉诸德礼，文才是可理解的。
例如《尚书》言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尚书·皋陶谟》）又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同上）《左传》载春秋时期管仲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陈荣捷，2013年：《新儒学的术语解释与翻译》，张加才、席文编译，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
总而言之，《论语》所谓文，其现实基础在于西周以来行之久远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与之匹配的文化模式、精神气质和人文理性。把文释为典籍辞义不够确切。
杨伯峻，1980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而舜作为儒家推崇的远古圣王之一，他被儒者传颂的最为动人的美德就是他的‘孝心和‘孝行。如果我们把诸子百家津津乐道的道看作哲学突破【10】的产物，那么它从中突破出来的背景，即孔子心心念念的周文德之传统。可谓至圣矣，又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同上，第743页）都十分明确地指出六经是历史上文（典册文章）的积淀与精华，也是其最重要的载体。非如此，文则不具备优先行忠信的条件和地位。
诸子哲学殊途同归于究天人之际。（《论语·八佾》）这句话充分展示出孔子仰慕周文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礼乐秩序是西周以来的制度创设，那它背后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对此郭沫若指出，礼的背后有一个德在推动着，而德这个词汇也是周人的发明创造，德的观念亦是西周以来新的思想因素。此二者的反差促使我们探寻其背后的原因